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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针对抗击疫情进展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并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工作总体方针。会议同时指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以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支撑实体经济，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保市场主体本质上就是保就业、保基本民生
首先，从保就业与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最直接反映在服务业就业上，其中既有交通、旅游、住宿、餐饮、会展、居民服务业等聚集性行业的典型行业特征，同时也有全球供应链结构性断裂和国内外总需求急剧下降影响的就业不足问题。
以中国目前的就业结构而言，庞大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是受本次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就疫情直接影响的相关性聚集性服务业而言，不仅其市场主体受伤害程度是最大的，同时也是目前就业形势最严峻的。进一步而言，由于目前服务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扣除住宿餐饮业后明显高于普通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减少和就业收入的下降，既影响基本民生保障，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市场主体。而就服务业市场主体而言，其典型的结构性特征是中小民营企业主导，轻资产并高度依靠经营性现金流进行周转。这种特征使得这些市场主体抗击和抵御总需求快速消失的能力普遍较差。
所以，保市场主体在本质上就是保就业，同时也是能够解决保基本民生的问题的根本办法。对此，我们必须看到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对于服务业的特殊重要性，要对问题有深度的认识和积极的作为，要抓住“六保”中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采取积极主动的工作，尽快出台保市场主体的实质性行动方案，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基本民生。
充分重视扩大内需战略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从充分重视扩大内需战略的极端重要性来看，疫情全球性扩散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外需求突然消失，进而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外部需求的快速消失和供给的中断，不仅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产出，同时部分产品的全球中间品配套缺失，也影响到中国外贸产业链的稳定并带来就业不足的严重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内需市场规模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占GDP比重也在逐渐下降。但是，仅从就业规模角度而言，目前中国从事外贸的直接就业人口就高达5000万，同时外贸也是中国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受全球疫情扩散影响，国际贸易急剧下滑的背景下，为了保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需要。在积极引导中国外贸企业转型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在目前国内市场需求也受影响的情况下，主动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并将扩大内需战略落实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行有机的关联。
我们必须看到，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的外贸企业，作为国内市场主体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包括对维护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稳定的特殊作用。而这些外贸企业的市场主体的维护与保护，不仅在今天抗击疫情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可能在未来，在全球因疫情而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更能显示出中国国际产业链完整性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下国内外两个市场总需求均呈现困难的情况下，主动通过宏观政策积极作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有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积极财政政策优于灵活货币政策
最后，从具体的宏观政策措施取向来看，很显然，在疫情引发的非常态经济环境下，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的问题，并在排序上将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置先于灵活适度货币政策。而这个看似简单的政策排序安排，实则蕴含着宏观政策对“疫情经济”的特殊性认识，包括对稳定经济政策效果差异上的判断。
疫情导致经济出现的问题是非常规经济问题，突出地表现为聚集性消费的突然全面消失与国内外产业链的部分断裂。而在这种非常态经济环境下，即使是再低的利率，再优惠的贷款条件都无法促进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内向与外向良性循环。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无论是增加公共支出购买商品与服务，以稳定就业岗位，还是以消费补贴、个人所得税减免等方式刺激消费和扩大基本民生保障，进而达到维护市场主体和增强企业信心的目的，均是相较传统货币政策更优的宏观政策选择。
世界各国目前均已经注意到财政积极作为的重要性，并相继出台了规模性刺激计划。目前在全球中央财政健康度的横向比较中，中国财政不仅有巨大的积极有为空间，同时，在对待疫情产生的非常态经济环境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结果是直接针对社会总需求，其通过市场主体的循环将产生放大性的正向影响。因此，要尽快出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并进行快速精准实施，要充分认识到，在市场自身内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加大公共财政对市场主体的维护力度是目前稳定经济系统性政策中最关键的一环，且不能等到市场主体出现了永久性损伤后再采取行动。
虽然疫情对于全球经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全面性和综合性的影响目前尚不能完全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破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地采取教科书式的解决问题办法，必须将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置于就业、企业、产业的整体有机链接加以系统性战略考虑，并在关键环节采取大胆快速务实的行动。而目前确实已经到了宏观政策全面发力，积极进取有为的关键时刻！
（原载于上观新闻。供稿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