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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南平: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为分析视角'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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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南平 时政国关分析

      [内容摘要] 第三次产业革命与全球化瓦解了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国内全产业链模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国际分工合作增加,同时在国际政治层面首 次出现"国家全球价值链能力"问题,进而影响到传统国际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大国技术竞争,将对现有已经出现拐点变化的全球价值链产生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环境下"主导等级企业"价值链模式的出现将重塑未来的全球价值链。而人工智能作为国家间博弈的决定性力量不仅嵌入于大国博弈竞争过程,同时还将引发全球价值链重塑风险,其竞争结果可能带来部分国家"超越式"发展而改变当下的国际关系,同时也会对民族国家既有的国际权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全球价值链 国际关系 国际权力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一期

     本研究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课题"'十四五"期间国际格局与新技术革命变化对上海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CZ—07)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革命"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剧变过程,其发生于生产活动、政治生活亦或社会 生活中,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它不仅会带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会反复塑造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的不同形态。

     从"物质驱动力"的视角来观察引发"革命"的基础要素,技术与技术变革被认为是推动"革命"产生的唯一变量。虽然,伟大的思想者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将技 术作为生产力组成且持续引发社会变革的现象提炼为"生产力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并对这一命题加以阐述。但是,社会人文学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究引发了技术变革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要素,并在历史细节中不断追寻答案和解释。

     当今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观察和研究跨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改变一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分析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使其有机会站立在世界舞台中心,进而在理论上思考国际关系的本质性和结构性变化,以及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国际权力再分配。

     一、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产业革命的力量改变全球价值链

      毋庸置疑,经济史专家、科学史学者以及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 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在并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三次典型的产业革命。其中引发每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都有明显的"代际" 差异,而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引发出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变革。

      第一次产业革命从1760年英国的蒸汽机时代开始到19世纪中后叶左右的世界现代工业体系建立,其标识是人类肌肉力量被机械力量所取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并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以石油、电力等为基础的能源被大规模运用,人类重工业化历史上产生了机器流水线作业和规模化生产组织。"第三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一场计算机革命,以英特尔1961年的第一块计算机处理器诞生为标识。催生这场革命的动力是半导体通过"摩尔 定律"快速发展,大型计算机与小型计算机"代际互换"发展,并最终引发了互联网与今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这三次工业革命共同的特点是,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混合性变革,从而产生了"代际跨越",并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带动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底层变化。"在此意义上,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应用过程也就可以用"第四次产业革命"来定义和分析,因为这场产业革命起源的技术路径是独特的,它不是在简单承接前三次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层级迈进"和"系统升级",而是一个新技术生态系统的重构与再造。

     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价值链的改造与重构,遵循"并行—重叠一再整合"的路径。一方面,数字与人工智能影响和改造了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德 国工业4.0示范效应推动了新一代"智能工厂"的升级与企业内部数字化整合, 这种升级改造带动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智能制造"数字化的普及与推广。如同1830年代英国出现蒸汽机带动铁路等其它行业发展一样,如今的社会生产体系也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开始出现"泛数字化"效应。尽管这个效应从技术构成的特征而言,或许还停留在数字智能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逐步融合的"智能化"的早期实践阶段,"且与前三次产业革命技术切入路径并无二致。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下全球吸收就业最为充分的制造端与消费端的链接过程中,数字价值链的 建设与完善,是由技术"独角兽"公司脱离制造业先行独立发展与建设的,这也使 得网络平台经济、大数据分析应用早于制造业的"智能化"进程,并独立地作为一种新经济价值链空间被创建和发展。而当数字经济价值链覆盖一定规模和社会 消费人群后,平台数据公司目前已经开始以"倒置方式"影响和重新定义生产过程,使用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消费的全流程。因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目前已经 出现了典型的技术综合集群"跨域"融合特征,并开始在底层技术交叉构建上不断创新,出现了质的飞跃。

     因此,5G宽带、3D打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量子技术、基因测序,纳米技术等多领域前沿技术使我们可以预见,由于技术专业化的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技术交叉出现的跨领域融合,"创新互补"现象将会出现。从经济模式的改造看,由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数据大规模并发交互,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 的"场景"构建将逐步丰富。再加上算法和算力持续提升的结果叠加,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全产业技术群的跨领域深度融合。最终,不同于前三次产业革命过程 中"通用技术"普及需要时间与人的自主学习掌握,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能力的积累和迭代,可以集合过去完全没有联系的各种专业技术,产 生"技术跨域感染式并发",并促成和引发跨越代际的产业革命。这场可预期的 革命所涉及的产业集群宽度和产业可扩展深度,不仅注定大大超越了前三代技 术革命对"工业"概念的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技术集群的集合衍生出来的、人工智能技术特有的机器自我迭代学习能力与智能化决策和实施能力,将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而引发一场"系统性颠覆式革命"。这不仅会改变当下的全球生产模式并影响社会生活模式,而且也会通过生产力变革的方式重组全球传统 价值链,并改变当前通过三次产业革命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过程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进而影响传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内涵。

     二、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全球价值链与人工智能的改造

     早在1992年,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精神领袖尼尔·波斯曼 就专门撰文讨论400年来信息革命的五个阶段,并对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 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猥琐化和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而扼腕痛息。然而这位'人文主义精神"斗士的呼吁与担忧,并没有影响亚马逊、谷歌、苹果等"超级公司"的崛起,也没有妨碍推特、微信作为社交工具在今天的普及,同时更没有妨碍淘宝、京东等新型消费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对担心信息化泛滥导致人文精神丧失的学者表示敬重的同时,从技术革命引发产业变革,并导致国家竞争力变化角度看,除了应该关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已经形成的全球价值链特征和变化趋势之外,更应该思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以及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将产生哪些颠覆性的影响。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构建起来的全球价值链,其历史过程是曲折和奇特的, 其生产要素的全球性组合过程与前两次产业革命并不相同。无论是早期的大英帝国建立的"宗主国一殖民地"闭环全球生产模式和全球价值链雏形,还是其后的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包括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建立的产业链,其产业特征均为"国内全产业链"模式,即一个国家,特别是工业化体系完整的国家,几乎能够生产工业化时代的所有产品。民族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体现为自身的工业品制造规模与制成品的出口,全球主要贸易品也以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全球范围内由于政治对抗、通讯工具不足、物流成本高昂、关税壁垒等多种因素,导致了国际分工不足,全球生产活动和价值链关系处于割裂的状态,几乎不存在经济相互依赖。这一点不仅在二战以前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爆发阶段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期间更是发生了极为典型的案例。苏联以"经互会"模 式构建的苏东地区生产体系和自我循环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与西方国家的价值 链体系之间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从而塑造了全球两个"平行市场"。因此,无论从国际政治环境,还是技术能力提供而言,如果以生产要素的全球组合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全球价值链或是以东方的政治、技术主导国的"线性链"控制模式存 在,或是以西方的政治集团内部生产力集合方式存在,缺乏今天的全球化特征。

      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5年,经济全球化出现全面加速 之后,美国杜克大学的盖瑞·杰里菲等人才开始观察到全球价值链的跨境生产活动已经超越传统贸易模式,从而沿着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开创的企业"价值链"分析路径,将全球价值链作为理论工具,开始对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贸易和 产业结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因此,从产业革命与全球化发展史的契合 角度看,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既是技术不断迭代与快速扩散的 产物,也是全球产业跨国转移与新产能投资增长的结果,二者共同形成了当今全球复杂、嵌套式的生产网络体系。

     技术进步为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形成提供了物质性保障,但国际政治认同与国际合作作为"上层建筑"无疑更为重要。冷战结束后,以政治集团为主体的全 球政治对抗性急剧下降。失去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以经济、军事、技术、资本的 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单极霸权""轴心时代"的加强与延续,使得其有政治经济动力进行技术扩散与转移。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来看,国家间"意识形态"冲突的消 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均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 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不仅快速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与产业纵深,同时"经济增长"与"共同发展"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和国 内政治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因此,1994年可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标志性年份,关贸 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在WTO框架下得 以确立;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欧共体向欧盟高水平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标志着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升级与新模式塑造。因此,就国际政治环境改善、制度建设完善、技术准备各种要素聚集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下降,为全球自由贸易、全球投资、技术扩散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发展机遇。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国和技术输出国, 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低利润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转移,包括部分非核心技术的转移。同样,西方其它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福利制度"刚性压力"下也积极对外投资并进行国内产业重构。其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利用制度红利、劳动力成本优势等显性比较优势,在 全球生产体系分工中不断实现产业嵌入,并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扩大规模和提升参与度,促进全球价值链出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规模扩张与重构。

     而这种重构,既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中以产业链和技术水平,按照符合 产业规律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梯级型"重构,同时也是全球生产能力进一步整合释放过程中的区域市场规模扩大与产业结构性重组。

     从第三次产业革命后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结果来看,美国作为信息革命的技术发源国和主导国,以领先的技术和强大的生态构建能力,引领和推动着全球向信息社会快速转型,并主要以"关系型"和"从属型"的价值链模式,维护自身在全球信息技术价值链中的垄断地。"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低技术制成品的利润回报率与技术敏感性低,在过去2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量的产能。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则不断地引进、吸收、消化西方的产能和技术,并通过国内产业有效整合而形成"世界产能"。当下,中国在融入世界成为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的同时,还 在产业链层面以枢纽和纽带的功能链接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产能,共同发挥 向世界提供复杂价值链商品的生产能力。"因此,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美国不满双边贸易不平衡,但背后的实质则是美国对中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能力与地位不断上升的担忧与恐惧。因为,与前两次产业革命时代不同的是,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当下,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产业链国家。而当传统"霸权国"以全产业链为经济支撑的国际"控制权",开始向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转化时,将在根本上威胁和动摇美国国际权力"轴心时代"的延续。"所以,第三次产业革命不仅快速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规模扩大与结构性重构,形成了国家间因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不同而导致的竞争力关系变化,同时,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结果也在国际政治层面首次出现了"国家全球价值链能力"或称国家的"链实力"问题。"

     从全球价值链目前变化的现状看,数据显示2012-2019年间,全球价值链很 明显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特殊历史阶段,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宏观上,全球贸易已经常年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持平,甚至有些年份还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出现了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倒挂现象。"中观上,全球价值链 出现了因素复杂的结构性变化。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封锁抑制了全球价 值链的扩张,全球资本跨境"绿地投资"规模下降;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结构配套逐步完善,进口中间品投入转为国内生产,,使得全球制造业对贸易贡献度下降;再次,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技术创新与产业回流,导致其内部分工不断深化,巩固了内部市场;此外,全球价值链中技术服务持续增长与复杂价值链相关的跨境生产活动出现明显下降。"可以肯定的是,上 述全球价值链已经出现的"拐点式"结构变化趋势,无论其诱发因素是基于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目前并无涉于新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运用。如果不考虑当下全球化红利减退等额外的政治因素影响,仅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 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端切入的"技术跳跃"和"创新互补"等溢出效应,本身就足以引发当下全球价值链剧烈的结构性变动,并可以产生不可预测的重塑性影响。

     从严格的技术意义来说,第三次产业革命与前两次产业革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在信息化过程中仅是将前两次产业革命形成的各种信息进行"重新格 式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动力并非数字技术本身,而是信息技术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表述方式。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实现了数字化而非生产要素本身的 数字化。但在以人工智能为发展方向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不同于以往的最重要变革是,智能化生产、大数据、平台反射溢出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出现,不仅可以深刻改造生产流程与服务形式,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小任务"的技术特点,已经使得一种新的"数据资产"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嵌入全球价值链。人工智能在改变传统生产组织管理模式的同时,还以推动构建数字经济价值链的形式独立的进行产业发展与扩张。从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所能够提供的产业应用来看,人工智能在数据驱动和算法、算力进步以及叠加应用场景的挖掘等方面不再是实验室阶段,其在公共领域安全防护、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在线客服标准化应答、医学影像诊疗和预测、零售的营销与供应链管理、广告营销的场景识别、自主学习管理与测评、城市交通资源调度等领域已经开始推广应用,并且已经在资 本、劳动力、管理、生产流程改造层面,逐步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内在结构性变化。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报告——《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的研究分析显示,2007-2017年的10年间,在全球贸易强度下滑5.6% 的大背景下,全球创新价值链却逆势增长,其中以数据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专业服务,金融服务、IT服务)的总产出在2017年达到20.6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20.6%,大于全球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产出。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人工智能基础的全球IT服务的贸易强度,在过去10年的全球贸易下滑过程中却逆势增强了4.9%。如果考虑到全球传统价值链中的运输设备、汽车、机械、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内嵌的数字经济成分的价值,那么事实上,全球数字经济价值可能比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增幅更大。"因此,就当下技术变革的时间节点特征而言,受到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性试点的影响,全球价值链 中传统产业的"简单劳动"环节价值链已经出现持续萎缩,中间品简单贸易出现 持续下降,而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复杂劳动"的服务经济却在逆势增长,人工智能正以全方位的行业介入方式,在对传统全球价值链进行逐步嵌入 与渗透的同时,开始构建人工智能自身独有的技术生态、产业集群和数字经济价值链。

     目前,分析人工智能将如何对传统全球价值链进行改造,虽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预测性工作,但是从已知的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和技术可扩展空间来看,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的改造将从更为"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角度切入。在 传统的全球价值链中,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流水线分工模式占据了主流。这种分工模式对于专业技术要求较低,大多数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可凭借劳动力红利和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 价值链,其本身对基础理论、科学素养、技术技能有着较高的门槛设置。这也就预示着过去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被极大地稀释,转而对价值链参与者的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劳动力"质量"的比较优势将被放大。而在专业化的基础上,传统的产业链将进一步分解,人工智能的产业细分应用逐渐增加,产业流程将遵循专业的差异而分割为不同的任务环节,从而促成专业分工的"精细化"。

     在专业化和精细化分工的共同影响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将以技术密 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形成并扩大"知识服务价值链""和"全球创新价值链"。

     同时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实践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广 泛应用,将推动全球价值链本身的构造出现高等级的"极端一体化"趋势。传统 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体化",主要指全球产业之间的广泛联系,通过相互之间的贸 易把分散的生产环节连为一体。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企业间的生产模式将从过去的分散化和全球网络化状态,向以"主导等级企业"为核心,囊括研发机构、制造工厂、销售平台的全流程综合集成化转化。"主导等级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本、技术,特别是"数据资本"优势,将产业链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三大环节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使产业的流程集中整合于同一个自身平台上,实现了任务与任务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快速对接,减少沟通的复杂性和信息交流效 率的衰减。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带来"极端一体化"趋势的同时,还将促进单一 的"主导级企业"对上下游的全产业链整合。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既表现为 "主导等级企业"的业务向产业的源头———技术供应链方向延伸,形成"后向一体化"趋势,也表现为"主导等级企业"的业务向产业的尾端——最终服务端扩展,形成"前向一体化"。例如,美国谷歌公司近年来对大量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收购,就是为了完善由谷歌控制的完整技术供应链;同时,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在确保自身终端服务链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开始通过技术优势涉足工业互联网,开 始逐步向"精准制造"的上游端进行延伸。因此,在人工智能推动的"极端一体化"趋势下,未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从传统的全球产业间分工,逐渐衍化为"主 导等级企业"内的"部门分工",或更为具体的"工作室分工"。因此,盖瑞·杰里非根据全球价值链现有的特征和结构而得出全球价值链五种模式,其中的"等级 型"企业价值链模式将会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异。"主导等级企业"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推动下,将向高技术壁垒集成后的纵向全流程的一体化产业链构建模式演化,并将完全超越"福特时代"的产业低水平的纵向一体化,从而形成质的飞跃。除了"主导级企业"纵向全流程一体化发展方向外,在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演化趋势是全球"独角兽"企业,往往也是"主导级企业",其 业务已经开始向多产业、多领域覆盖,并通过新技术运用全面颠覆传统的工业制造、零售服务、公共服务辅助等传统的全球价值链领域,从而转型为"矩阵型"公司。而这种新型公司的形态,突破了传统的行业壁垒限制,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 时代的"工业恐龙"福特公司、日本多产业联合经营的"株式会社",也不同于信息化时代跨行业的通用电气模式,它是一种在前三次产业革命中从未出现过的,以 人工智能和数字链接完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自身赋能型"公司,并可以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全球价值链构造。"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本质影响,就是人工智能通过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包括机器自主学习和数据决策而形成新的企业管理与生产流程,进而产生全球价值链的集中收敛效应。在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时代,产业 间线性链接和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中作为"链主"(技术、专利、品牌)的主导企业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能获得全球价值链构成中的部分(虽然可能是大部分)收益,其余的劳动分工收益将由全球分散的"中间品"生产企业组合完成。但是在人工 智能时代,数字化变异过的"矩阵型"主导等级企业对上下游和多产业聚集,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无法用线性和拓扑网络透视的产业"立体魔方"。它以立体化、多轴点、自身赋能的形式将自身的数字集成技术扩散到所有行业,在进行"变异创新"的同时,还以机器智能制造替代和大幅压缩传统劳动分工流程,而这将颠覆式地缩短传统价值链的长度,改变当下的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当然,作为全球价 值链变动的结果,民族国家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和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获得的产业比较优势将发生改变,也必然将民族国家自身推到前所未有的技术竞争前台。

     三、人工智能技术何以作为未来国家间博弈中的决定性力量

     与前三次产业革命从实验室和产业端发起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学术理论探讨更早于产业实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而在此前,1955年在洛杉矶召开的美国西部计算机联合大会上的一个嵌套小会的"学习机讨论会"的内容,事实上为第二年会议 主题的确立提供了灵感。1955年洛杉矶讨论会的两位参与者塞弗立奇与纽厄尔分别发表了代表了人工智能技术路径两派的不同观点文章。用神经网络的鼻祖 之———皮茨当时的总结来说,"一派企图模拟神经系统,而纽厄尔则企图模拟 心智……,但殊途同归",这也预示着人工智能技术随后几十年的发展,一直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实无需考证1956年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的数学家麦卡锡,在当时是如何将当年的会议以"人工智能"命名,也无需再追溯英国人图灵早在1948年的论文中就已经提出"机器智能"的概念,并给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当年聚会50年后的2006年,当年与会者中的5人摩尔、麦卡锡、明斯基、塞弗里奇、所罗门诺夫等当今传奇大咖,再次聚首美国达特茅斯小镇的时候, 他们当年对"机器学习"的逻辑推断,包括当年以"棋局"场景设立的赌约,尤其是计算机击败人类棋手的推论,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而期间由摩尔提出的"摩尔 定律",在过去几十年的产业实践中也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不可被置疑的产业逻辑,并反复被产业革命实践所证明。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充满坎坷与曲折。从自动定理证明过程中的逻辑学家与数学家的反复争论,到技术路径从专家系统走向知识图谱,特别是始于1978年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从研发到设计失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然而,就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成就而言,无论是谷歌阿尔法狗算法的不断改进,还是英伟达的图形加速器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步渗入到更多的产业,并开始释放产业生产力。从已知的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运用 角度看,德国工业 4.0在"智能工厂"的示范驱动下,加速了数字精准制造和无人 智能工厂升级的全球制造业革命,而在消费领域,精准推送的网上购物、刷脸消 费、人脸识别、无人商店等等,更是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数据应用。这些已经显性化的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我们未曾知悉的军事隐秘用途的人工智能技术,究竟可以作为一种怎样的国家潜在力量,或是嵌入于国家的生产体系,或是通过消费环节影响社会进程,进而在国际层面影响未来国家博弈的结果,或许暂且不知晓。但是回溯近现代全球社会发展历史,历史学家不得不赞同的一个结论是,在1760年英国开启蒸汽机和铁路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851年达到世界顶峰的历史过程中,恰是大英帝国将生产力向全球释放和征服世界的 过程,并被历史学家以"黄金时代"加以冠名。"同样,自1870年起,美国由于产业创新能力与日剧增,推动了工业化革命的产业群爆发式增长,从而进入"美国特殊世纪"以后,美国以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赢得了"两线战争"胜利,并顺位接替了英国的世界性权力。"

     谈到世界性权力,不得不提及苏联,其政治制度性变革所催生出来的"计划 经济"管理模式,或许特别适合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流水线和重工业化过 程。在192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之际,苏联开始的新生落后国家的重工业化建设 成就,不仅给全球工业化史和国家发展史留下了凝重可书写的一笔,同时在国家重工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的"工业硬技术"力量,也使得其在二战后有经济基 础与美国进行世界性霸权的角逐。但是不容忽视的是,1961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时刻,也可能就是注定苏联世界性权力角逐败北的时刻。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按照美国经济学者罗伯特·戈登的研究,虽然这个阶段美国的劳动力生产率并不是历史上提升最快的普惠百姓阶段,而一个让国际关系学 者不能忽视的问题是,1970~2014年间美国的劳动时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仅为1.62%,远低于第二次产业革命1920~1970年高峰阶段美国平均2.82%的时均产出增长。但是,恰是在这个重要的阶段,美国却以信息技术推动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并通过新技术革命在军事、制造业等各个领域的进步而战胜了苏 联,取得了"冷战的历史性胜利"。事实上,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对产业和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需要时间过程验证。根据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加里·沃尔顿和 休·罗考夫的研究,在美苏冷战的"关键时刻",美国的里根政府在1981年启动的"里根经济学"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大概有两年左右的宏观政策消化与技术产业化酝酿时间。自1983年开始,由于信息技术对生产效应的影响逐步叠加,美国非农小时产出出现了明显快速的增长,并在1987年达到年化2.4%的阶段性 顶峰。" 当然,在这个信息技术革命的导入期阶段,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看,新技术 革命的驱动力和影响力还嵌入在产业的底层和集中于个别行业中,其全产业链扩散规模性效应,包括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效果远不如今天那么直观和显现。因此,当"索洛余值"的发明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在1987年用讥讽的语气提出"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时,同时代另一位对计算机技术发展情有独钟的经济学家保罗·大卫的简单回应是"稍等!"。他认为历史上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的革命历程可以证明,伟大的技术发明与生产率增长的回报之间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技术孕育时期,如从爱迪生的19世纪的电厂建设完成,到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电气化的繁荣,期间差不多间隔了40年。技术革命进步本身注定了保罗·大卫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在其文 章发表不到两年后,美国多年已经停滞不前的劳动生产率,从1992年开始出现了 显著的向上拐点,并在1996-2004年开始出现猛增,几乎达到了1972~1996年的两倍,而这个技术快速发展阶段,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互联网革命"历史过程。因此,从全球国家间的科技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的结果看,美国就是抓住并掌握了信息技术带来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爆发式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全球信息经济价值链的形成,促成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全球性扩散。虽然,这次产业革命从发端开始就叠加了冷战的全球政治背景,且在全球产业链半割裂状态下进行,其产生扩散的产业效应也是非均衡化和技术针对目的性突出的。"但是,如果将这次产业革命作为一种综合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力量进行宏观考察,那么,事实上,美国引领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其本身在孕育期、导入期和扩张期所体现出的摧毁性能量,已经彻底淘汰了苏联作为世界性权力的存在和必要。

     就现实意义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索洛和保罗·大卫两位 学者的相互质疑有深刻启示价值。它不仅指出新技术革命从技术孕育到产业爆 发,并且通过劳动生产率改善进而影响国家竞争力,包括国际权力改变结果的产 生需要时间累积和竞争力沉淀。同时,更重要的是,产业革命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逻辑,只要技术积累和社会环境条件准备完善,且在产业应用端达到"起飞状态",那么,产业革命注定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爆发影响,且其 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也从来不是可以事先规划和预测的。当前,放眼全球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准备,包括社会数字化已经积累的能力来看,第四次产业革 命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推动力的基础准备已经日臻完善。人工智能以机器而非人力,以大数据动态自动调整而非规划预设,以数字平台数字化上下延伸集成而形成"使能因素"将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组成的出现,并必将对未来全社会劳 动生产率提升产生"质变"的飞跃影响。而在理论上,当数学上的Y=1/X函数曲线上X=0的"奇点"出现时,则无人能够从既有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得到更多的辅助性判断。"

     就产业革命而言,人工智能对新一轮产业革命最终发展结果的影响,不仅会 改造和重塑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催生新一代的全球生产体系和与技术条件相匹配的新型全球价值链,同时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竞争和各种博弈,也注定会嵌入于当下与未来的大国博弈之中,并且作为一种新的决定性力量影响民族国家之未来。

      四、人工智能发展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重塑风险

      正是由于人工智能体现出的超凡竞争力和不可预测的技术前景。自2014年起,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和顶层政策设计均不失时机地密集出台。据不完全统计,继俄罗斯于2019年10月发布"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国 家"战略后,中东石油国家卡塔尔于2019年11月正式发布"卡塔尔人工智能国家战略"蓝图,并成为全球第21 份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本身不遵从前三次产业革命"线性"技术进步逻辑,也脱离了工业革命时代 的"规模化、同质化"生产技术要求,其不仅要求算法、算力、数据和应用场景要素的高度融合,同时还需要产业基础能力并能够勾连价值链体系,并进行生产模式和流程的变革。那么全球主要大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径必然不会雷同,其 差异化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定位,既是世界各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产业的丰富性体现,同时还隐含着全球大国更为复杂的战略竞争考量和战略博弈设计。

     美国的全面进攻与防御性遏制战略的目的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全面战略设计,利用美国的研发与技术优势,对内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链结  构充分调整,对外通过以技术为手段的全球价值链重塑,维护与提升美国的霸权基础,进而达到独自领先,遏制挑战者和追随者的根本战略目的。考虑到自身"主导等级企业"缺乏、数字经济硬核技术短板明显、中小企业众多、技术研发分 散的特点,欧盟为了保持与维护全球价值链的既有优势地位,在加速推动欧洲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坚持立法规范、软实力建设优先的战略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德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十分注重对工业4.0技术发展的延伸。在坚持和突出"德国人工智能制造"的发展优势时,德国也明确地注意到自身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短板问题,希望通过加强欧洲境内人工智能研发 力量合作来提升可持续竞争力。英国十分务实地认识到自身已经早已远离全球价值链中心地位,制造业的空心化与工程技术人员短缺,已经使英国无法沿着传 统产业价值链数字化改造路径,进行多行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由此,英国选择以虚拟经济为突破方向,希望发挥自身宽松创业环境和研发人才聚集的优势,在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性领域进行人工智能应用的局部突破。日本则吸取了上个世纪第五代计算机研发失败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以日本现有的技术基础,无法构建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日本希望在充分保持自身在全球机器人、半导体关键材料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社会发展需要的"智能社会5.0"建设规划,以人工智能多领域的技术应用,解决人口结构老化与全球竞争力下降问题。

     作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偏离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强国,俄罗斯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关乎国家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不断启动顶层设计的战略发展规划以强化人 工智能发展,希望采用政府主导数字平台与军事应用优先的"双轮驱动"模式,来恢复自身已经衰落的全球技术领先能力,并希望在未来大国技术竞争中依然保有一定优势。"

     由此可见,正是产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推进,包括全球"独角兽"企业开始向"主导等级企业"转变的现实,已经使得全球主要大国不能无视因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广泛溢出效应,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竞争力保持和自身国际权力维护的潜在实质性影响。第四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与产业颠覆性,再次将全球主要大国推到了史无前例的技术竞 争的前台。而本轮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将不同于以往国家间产业竞争的本质是,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全球产业间的简单行业技术竞争,它是一场由国家明确战略意志主导的、企业因技术进步主动推动和被动参与的、且无法预测技术运用 前景的"国家间技术竞赛"。其结果不仅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本身的改 变与颠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跨领域技术集成,算法、大数据、机 器人本身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出现,并应用在国内和全球生产体系中,进而会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出现某些国家"生产力"跨代际跳跃。而技术发展落后的民族国 家,如果自身无法把握住这次技术革命机会,紧随技术革命前进的脚步,将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过程中被大幅甩出,并在未来逐步与全球生产体系发生"代际技术脱嵌"。

     从现实看,当下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特别是美国、德国、中国作为三大全球价 值链中心和枢纽的出现,不仅是全球化和全球生产分工的产物,同时也是全球生产体系中综合生产要素竞争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的出现体现在全球经济层 面,但作为一个"生产性权力"的作用力却直接反映到了全球政治层面。"二战 后,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性"生产性权力"的绝对垄断和拥有者,一直依靠"生产 性权力"影响世界。而当下美国国际权力的相对衰落不是美国国内经济停滞增长导致,而是美国全球性"生产性权力"下降的结果。正如美国学界在探讨层面得出的"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结论那样,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曾引领自己走向伟大的基本原则:对国内制造业的支持和对创新的投入"。"

     当下全球网络性生产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曾经讨论过的全球资本追寻回报最大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下全球技术能力条件下全球资源最佳匹配的结果。当全球价值链充分发展,而作为国际霸权"拥有者"逐渐失去对全球生产性能力的掌控时,美国开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性权力"的担忧与恐惧则会明显放大,其通过新技术革命重新夺回全球生产性定价权和政治话语权的战略诉求将越发明显。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前景,让美国看到了这种可能与希望。因此,可以看到,欧盟、德国、日本一直是在遵循自己的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定位发展逻辑,以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发展路径,并在技术发展中不断调整与适应。而美国则不同,其直接提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定位的全球性,并在国防领域设定专门的发展规划和研究方向。

     这其中不是美国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径理解不同,而是美国对人工智能技术未来所能够发挥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考虑不同。其反映的是美国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继续维护全球霸权,并通过技术再造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价值 链体系。因此,,当美国以超高的技术敏锐度和技术优势全面出击,其引发人工智 能发展的未来大国竞争博弈,必定会对当下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稳定产生 深刻和广泛影响,同时也会在人工智能技术超速发展背景下,引发对既有全球价 值链体系的快速改变与重塑。从整体看,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合作气氛的总体改变风险。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生产技术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本身附带着相当强烈"技术不可预测性"和"压倒性永久领先"的逻辑假设。在这样的技术发展氛围主导下,现有的国际体系中的"技术分享"和"技术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和共识,很容易被"技术民族主义"和"人工智能民族主义"所侵蚀。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知识产权组成不仅成为一种被高度刻意保护的"资产",同时拒绝人工智能的技术转让,也可能使部分技术领 先国家更多地得到回报的理念扩散,将驱使民族国家回到技术相互封锁的状态。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性和技术性负面因素的化解,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但是,如果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作为战略机遇机会和"有力的战略武器",那么在"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驱动下,其与全球其它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政治和技术合作共识就会越来越淡化。同时,美国利用本土人工智 能技术优势在智能生产和服务领域的突破,可能因为"技术拉伸"而带来经济繁荣周期的延续。这更会驱使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传统理念,在"自我循 环"的经济支撑下产生更广泛的扩散。如果美国假设中国、俄罗斯等"非盟友"国 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会对其国际霸权地位构成"超越式"挑战,那么就不仅是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不会发生,更危险的是,"新技术冷战"的气氛和场景性假设将会在"技术竞赛领先"的心理作用下持续加强,这种非技术因素导致 的国际社会间大国隐形对抗加强,将进一步加大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其 结果不仅对全球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化以来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共识将 是十分危险的,同时因技术对抗而导致的政治信任度下降,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减速和全球价值链扩张收缩也十分不利。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本身对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塑和深度调整风险。

     当下的全球价值链是嵌入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并通过产业链和技术链的双重驱动进行的全球化生产要素分工和市场扩张。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由于技 术、数据、机器人本身可以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出现,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价值链既有的体系结构。无人工厂、3D生产技术、数据控制生产的普及,可以为 美国这样的"工程师短缺"国家提供额外的生产性红利,并可能导致美国在国际 经济体系中角色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贸易逆差国与消费国,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智能制造阶段后,因设计端、生产端的"智能整合"而转变为未来全球的主要生产制造供应国,在增加人工智能技术新的生产供给的同时,进而对全球价值链造成"脱离—平行一替代"的深度重塑效应。另外,美国正在通过国际游说排斥潜在"竞争者"和大规模跨国收购的方式,加强对欧洲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相对有创造能力公司的产业链整合,并将其捆绑在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而这种"脱嵌"战略举动带来的长期经济风险,不仅会使当下本已 经因为区域价值链扩张和技术链固化,而停滞扩张的全球价值链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同时也会给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良性重塑带来巨大的不可测影响。

     最后是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再次加大的社会风险。在既有的全球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由于禀赋要素和治理能力水平不同,特别是民族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不同,已经出现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果性差异,这本身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弥补全球化发展中的经济不平衡性。

     当下全球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核心要素就是全球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不平衡的"数字鸿沟"问题。但吊桅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本身依靠先发的积累性研发,从而通过机器学习能力的自动迭代而获得超越优势,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导致的专业化、跨领域知识集成和技术门槛大幅度提高,将使得原本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改变技能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陷阱"面前无"后发优势"可言。同时,在既有的全球"数字鸿沟"向"智能技术鸿沟"进一步加大的环境下,传统上依靠资源、劳动力红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可能会因技术能力差异和人工智能新 生产力的加人而进一步出现明显下降。如果全球范围内"上层建筑"紧密合作,可以避免由此造成的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风险。

     结语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人类自身科学探索的结果,也是当今跨学科科学技术累积和集成的"临界点"爆发。它的良性发展可以大幅提升全球劳动生产率,使得人类社会可以在新的跨越技术支撑下进行更全面的均衡发展。但是就 如同任何技术都存在两面性一样,其在引入社会实践而引发的社会变革中,既可 以作为建设性力量,也可以作为对抗性、杀伤性工具使用。就国际关系而言,全 球自二战以后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总体平衡与稳定"局面,主要是建立在全球主要大国的"技术力量代际均等"基础之上,在当下,更是建立在全球产业国际分工 合作和全球价值链有机链接基础之上。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景,似乎已经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的"技术超代际"可能,它既表现为技术本身对于当下全球 价值链体系的重塑与改造,同时还隐含着技术领先国家优先超越发展与国际权 力控制能力增强的"技术赋能加强"。因此,在这个技术革命带来跳跃和剧烈变化的时代,其本身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不仅是在显著增加,同时,其未来构建的结 构也十分不清晰。

      其次,无论在理性上如何忧虑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世界主要大国加剧 人工智能技术博弈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发生,但现实无可避讳的是,就国家的战略诉求而言,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均会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必然路 径选择,并都希望在这场不可预测的技术革命中保持既有的全球价值链能力和竞争力优势超越,而并不会理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良运用和可能的负面影 响。如果技术领先和技术主导国家持续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作为"战略领先工具"广泛使用,那么其可能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则不可预测。但即使存在各类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就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发展必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终究将塑造一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全新流程和组合模式的国际 生产和技术体系,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全球生产性体系重塑,包括对应而产生的新一代国家竞争力,而这才是民族国家更需要重视与关切的。

     最后,国际关系的本质规避不了权力这一问题,且权力的来源是以生产力的先进性和技术能力领先性作为物质基础。那么,对于国际关系讨论而言,更应该关心的是构成国际权力的"生产性权力"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是如何重新构建和再分配,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的全球价值链又将如何存在,其"建构" 和"重塑"的模式是什么,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超越又将如何改变国家间权力的对比。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既有的国际关系历史,特别是冷战历史,可能 已经给出了领先技术作为关键驱动力而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某些启示。但是,这些国际关系历史经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所构造的国际社会认识显然是不足够的。作为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出现革命性变革的人工智 能技术,其未来将会如何重新定义国际关系,技术革命的结果将给出未来的历史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