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2日，我院依托腾讯会议APP在线举办校园主题日“经典阅读涵育爱国情怀”读书会活动。张昕副研究员担任指导老师，院研究生会主席于士隽同学主持活动，16名同学重点分享了读书体会，十余名同学旁听。
本次读书会活动，研读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麦克尼尔的开创性著作——《瘟疫与人》。全书六个章节共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由2—4名同学分享读书体会。
同学们按照顺序分别介绍了史前时代和公元前3000—前500年人类和传染病的相互作用：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天花、麻疹、鼠疫相继出现；1200—1500年蒙古帝国征战传播鼠疫以及欧洲黑死病的重大影响；1500—1700年欧洲人征服美洲过程中传染病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世界各地的传染病均质化倾向；1700年以后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发展，人类开始控制传染病，但疾病和人类将会长期共存。在讲解章节之外，同学们也各自分享了自己的读书感想与心得。
张昕老师对同学们积极认真的态度予以肯定，并在大家分享的体会基础上提出了几个启发式问题。如，人和自然之间的循环与稳态不断被打破，这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还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关于疫情传播的路径变化。历史上疫情循环和路径被打破，导致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已经出现了新的特征。他重点分享了关于本次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变化的思考。他认为，第一，疫情带来不确定性，什么是最好的做法什么是最坏的做法，不要太急于做终结性判断。第二，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疫情可能带来“再主权化”趋势。现在的疫情防控是以主权国家的边界、国家的公民为界限的，防疫抗疫的公共产品是非常严格地按照主权国家和公民来提供的。全球化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流动、打破边界。如，本次疫情危机爆发早期全球流动的精英变为跨国难民，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利因素。可以因此进一步思考，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影响国家经济状况、人口等地理变化。第三，疫情传播的不对等性。疫情传播并非对所有国家、族群、文明体对称，而可能是高度不对称的。疫情面前，大规模再分配的冲突显现。美国等部分国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级和种族差别，南亚、西亚、中东、拉丁美洲等，则表现为国别不对称。此外，张昕老师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最近的热点问题。他指出，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加放大了现实中理念和观点的差别。我们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地在国际上发声，让更多人听到中国的声音。
读书会活动开展了近三个小时。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系统认知了历史上瘟疫与人关系的演变，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也有更多思考。
附：读书体会精选
刘沛泽：医学的力量是战胜瘟疫的必要武器，而社会的协作一致也是战胜疫情的必需条件。如果将政府看作是一个巨寄生的话，那么其存在的方式也需要同民众保持良性的平衡。在现代社会，武装与暴力作为政府的“免疫力”已经是远远不够的了，相反良好的治理成效，就是政府软性的、更富有成效的“免疫力”。当然，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西班牙靠天花征服南美洲”的案例很难重新出现，但是也体现了政府对瘟疫的治理能力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此次在国际上展现的应对疫情能力，也必然会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治体制成效的一个窗口，成为衡量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傅玲：作者认为本书是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加入传染病因素。我的问题是，传染病因素对历史的解释程度又有多高呢？通过分析作者构建的“微寄生”和“巨寄生”两个概念，我的答案如下：关于“微寄生”和“巨寄生”概念的提出，我个人认为作者是在解释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对内，人类需要对抗自身的疾病，即微寄生。一个是对外，人类需要应对外来入侵者，统治者，社会上的其他人等，即巨寄生。那么因此，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加入传染病因素并没有削弱其他因素对历史的解释。我们把传染病因素看作微寄生的解释，把其他对历史的主流解释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素看作巨寄生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传染病因素是对历史解释的补充和完善。因为我们解释历史不仅要看外在因素，还要看内部因素。关于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的关系：一个稳定的巨寄生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微寄生导致的传染病的爆发，在此次疫情中有着明显体现：稳定的巨寄生模式即指国家能力强，如中国。较强的国家能力使得中国得以在2个月内控制住疫情的发展。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为那些国家能力弱的地区担忧，如非洲。对此，国际社会也指出，要警惕在非洲地区出现新一轮疫情的集中爆发。
马岩峰：前两章的逻辑基础，我总结为“一切在不可避免的走向稳态”。“稳态”指的是趋向于稳定的状态。稳定不一定是向上的、进步的、和谐的、美的。他仅仅只有“稳定”这一个特性。人类的发展就是和寄生者不断打破旧稳态形成新稳态的过程。在前一种“稳态”中，作者提出了两个寄生者：一个是微寄生者，是自然产生的寄生物；一类是巨寄生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两类寄生者随着文明的进化、城市的建立和政权的稳定维持了微妙的平衡；第二次稳态变化发生于人类文明产生之时。种植业的进步、农田的建立、定居点的产生，政权建立与财富和人口转移产生了城市与农村。自建立之初城市与农村就存在财富与人口的差异，是一种单向流入。城市人口一旦超过瘟疫传播所需要的人口阈值，就会引发瘟疫的蔓延，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城市从高生育的农村吸收过剩人口后恢复，之后再次超出阈值引发瘟疫。如此这般循环，我愿称之为“城市的诅咒”。
夏菁：人类并没有脱离自然世界，创造一个独立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自主生态体系，直到2020年我们依然只是生态循环的一部分。依靠文化进化和文明发展而到达生态圈顶端的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冷漠、肆意剥夺，终究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或许只是一个阶段的霸主，就像当年的恐龙、以前的狮子，几万年后可能陨石撞地球，外星生物成为了霸主。当下，少部分人类必须改变肆意的生活方式和对其它生命的漠然态度，学会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类这个群体，在这场疫情中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群体灾害。但是由于主权国家的存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大家更多是“自扫门前雪”。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对疫情的防控也使得民众的认同感、支持率上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又盛行起来，甚至民粹主义的势力也在上升。此外，保守主义也会加强，疫情过后预计大国将引领本国制造业回流，完善本地供应链，因为各国也看到了制造业，特别是医疗用品高度依赖他国的风险。
陈瑞琼：全球化的今天，跨区域交流和经常性贸易难以避免，新型人传人传染病比如新型冠状病毒要得到区域控制是非常困难的。我主要有两点想法：第一，人们总是纠结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有些国家将疫情危机政治化，指责中国并提出索赔，但是执着于这个问题只有医学上的意义，政治上是没有意义的。毕竟疫情危机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流动的人口是无辜的，这种流动带来的传播风险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却可能造成损害，而这种流动在疫情初期是无法预见和避免的；第二，虽然全球化时代地区间的交流带来疾病传染风险，但是全球一致的应对措施实施进展较慢。疫情危机爆发后主权国家多是各自为政。虽然世卫组织一直强调要进行全球合作，但是如何合作、哪些领域、由谁领导等问题尚未落实。无领导的合作是低水平的合作，显然世卫组织难堪大任。
张艺闻：战国、西汉均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时期，但是这些时候南方早有人定居且形成强大的诸侯王国，因此作者认为“南方的湿热气候导致中国在公元6世纪之前迟迟没有南移”的说法错误。应规范表述为“中央政府没有南移”。众所周知，魏晋时期五胡乱华，中央政府迁移到建康（今南京）；唐朝中央政权强大迁回北方长安；南宋时期再次丢失北方领土，由北方东京开封府迁都南方临安（今杭州）；元朝建都北京；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燕王朱棣即位后迁都到自己的封地上。因此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梳理后发现，瘟疫并不是影响中国南方移居的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作为普通公民，疫情中首先关注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个体生命权，包括是否能阻止疫情在本社区的传播、被传染是否能得到医疗资源，我想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正是这种不同的体会造成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对于纷杂的意见和信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智，即使意见不同也不能随便给对方扣政治帽子。
于士隽：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宗教与瘟疫的关系令我非常感兴趣，由于照顾病人的宗教义务使得康复病人心存感激和慰藉，疫病促使基督教会的势力增强。按照作者的逻辑，人类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都是由其第一需求决定的。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当下新冠疫情的影响，我认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国际分工会受到影响，因为西方国家的产业链在疫情之下连口罩都无法供应，故以生存为第一需求的各国可能会追求建立垂直产业链进行自救。同时，人类的国际观和人权观也会发生变化：鉴于欧盟和美国在疫情中领导不当的表现，各国可能会重新思考是否值得让渡主权，在危急情形下，是否会有行为体能够提供、协调和分配资源？故之前的去主权化思潮可能会变为再主权化；在人权观上，在疫情之下，人们更看重自身生存权的实现，这样一来，中国的基本人权观（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先）对西方的普世人权观的地位可能会上升，加之中国在国际抗击疫情方面表现出的担当和作为，中国以后的公共外交可能会更利好。
叶予民：人传播疫情，疫情又感染了更多人，可见“人”在瘟疫传播链以及产生的影响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蒙古大军的人口流动使得鼠疫得以传播。在现如今的中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人群会不断聚集，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将会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例如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人口密集后带来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这使得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全球化更是推动了人口流动，使得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历史的经验证明，全球化必定是大势所趋，可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坎坷。此次疫情也会引发各国领导人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公共卫生问题、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等等。这给逆全球化思潮“推波助澜”，给推动全球化的努力蒙上一层阴影。
郗晓东：现在我们来谈下作者在本章中的宏观态度，尤其在体现人类与瘟疫的互动方面，作者抓住重点，以瘟疫与人类“交融”为核心，即人类社会的重要变迁尤其是人口大范围流动的节点，以充分体现瘟疫既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彼时，欧洲由于前期的社会运动，已然开始进入城市化的萌芽时代，相对密集的人口及其毫无免疫力的体质，为瘟疫肆虐提供了条件。由此，全球化过程既是不同文明交互的过程，也是瘟疫扩散并引发毁灭性冲击的过程。从表象看，这似乎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残忍的注解甚至否定，然而，跨越高山大海是人的本能，全球化过程也是创新的机会，最终将提升人类整体福祉。对于这一过程中瘟疫的扩散和影响，作者的叙事脉络开始将瘟疫的每次兴起与消散过程嵌入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深刻揭示了人类发展和交融过程中伴生的瘟疫，只能由进一步的发展和全球化协作来解决。
张慧敏：在第四章，作者主要通过其搜集的史料讲述了这样的故事：14世纪的欧洲再次爆发了鼠疫，这里本是没有鼠疫杆菌的存在的（或者说上一波黑死病时期的鼠疫杆菌已经被消灭）。那么为何又突然出现了鼠疫呢？作者的回答是，其原因不难找寻——这是由于蒙古人不断的向外扩张，在中国和俄罗斯来往密集的商队、军队和通信网络。作者用其观察到的这样一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推理：7世纪欧洲经历过黑死病，此后500年间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疫病记载，再一次出现是在14世纪（1346年）。做出了推测：由于欧洲的黑死病在7世纪带来惨痛的代价，这导致病菌丢失它们的宿主以及有利的生态位。因此，造成黑死病的病菌，在7世纪后就已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14世纪再次出现的黑死病，应是从其他鼠疫横行的地区再次传播到欧洲的。仅从第四章节的论证来看，作者的逻辑及推论过程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尤其在对鼠疫传播路径的反推上，500年未在欧陆观察到黑死病出现，与鼠疫杆菌彻底从欧陆消失是否能简单的划等号，这一点存疑。当然，本书的作者能够从浩瀚的史料中挖掘出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并恰如其分地将其用于合理的逻辑论述中，这种对于研究问题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资料的搜集、研究以及写作能力是值得我辈学习的。
张子琰：首先，疾病能够直接地造成人口减少，拖累经济的发展，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完全可以当作是一种“武器”。至今，我们仍然害怕能够攻击人类的生化武器的存在。如何建立相关的研究规范是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个规范成为国际普遍认同，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也是一个问题。其次，疾病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考验，这时候很容易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反思。在巨大的灾难发生后，人总是想找“谁之罪”，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怎么办”。对于近日面临的各种口诛笔伐，我认为需要正视流行疾病的产生：就算人类能够签订不使用生化武器的条约，也不能完全避免具有杀伤力的病菌的出现。我们能做的不仅是防控，还要建立应对机制。除了相信科学，还要在考验中反思、进步、成长，找到坚实的“自信”的来源，也许这才是“多难兴邦”的真正含义吧。
滕惠伊：微寄生和巨寄生这两种生态模式，是调节人口平衡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手段和方式。巨寄生关系的建立、巩固与拓展受到微寄生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一定时期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受到传染病等人类瘟病因素的制约。瘟病不仅危害了人的生命，更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的格局。所以要正视疫病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作用。世界上每个时期都会有瘟疫发生，瘟疫对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等的影响重大。不仅过去，未来瘟疫会继续在人类生活中爆发并产生震荡，今天的冠炎疫情已经验证了作者的观点。冠炎疫情全球蔓延，每天惊人的确诊数字述说着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许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影响既包括对现在的生活方式，更包括对未来的生活期待，还有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和社会的总体认识。其中更准确一点的说，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与民众的卫生素养，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秩序、人际交往规则和社会认识心理等等。
杨艺华：首先，这章主要论述了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瘟疫对美洲的影响。由于人口稠密且经历的瘟疫少，美洲印第安人特别容易受到欧洲瘟疫以及欧洲人带来的非洲瘟疫的感染。但是瘟疫对美洲的影响不仅仅是灾难性的人口衰减。还有经济衰退、对既有制度和观念信仰的崩溃以及文明的覆盖。瘟疫彻底重塑了美洲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其次，瘟疫影响的不只是美洲，而是全世界。其中令人深思的一点是，美洲对欧洲的反作用，使欧洲产生了三种新瘟疫——英国汗热症（Englishsweats）、梅毒和斑疹伤寒。这说明，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瘟疫大多是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新冠病毒也不例外。最后，作者提到的瘟疫影响力减弱的历史，也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迪。一方面，我们应意识到，瘟疫自古有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古以来人类经历了无数的瘟疫，人类对瘟疫的抵抗力才逐渐增强，人类社会在抗击瘟疫的过程中也逐渐发展。所以，我们应正确认识瘟疫，不要对其过于恐惧，而是以正常的心态去战胜疫情并谋求发展。
李睿：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带着他们自古以来陆续蒙受的诸多传染病踏上了新大陆，并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新旧大陆之间疫病交流不对等的原因不难找到。借由在更大陆地形成的更为广泛的生态多样性反应，欧亚和非洲大陆成就了更为发达的生命形态。道德沦丧和生存意志的完全崩溃，在摧毁美洲印第安社会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瘟疫在跨大陆之间的传播主要缘于外来人口的突然流入对原有的封闭而稳定的生态体系和卫生系统带来了破坏，疫病随之而来。新大陆对于这种突然侵入的疫病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疫病对其的灾难性影响可想而知。细菌与病毒的作用为最初的殖民者无意间提供了生物武器，在几百年后的世界大战中，生化武器的研究应用与此类同。在突如其来的传染性疾病面前，以往的社会架构易受到分崩离析的危险，原有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
张严峻：微寄生关系的失控，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巨寄生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一些更为我们忽视的问题得以迅速成为了焦点。用“澎湃疫论”某期文章中引用的印度学者的说法：疫情照亮了社会遮蔽之物，例如政治制度、阶级差异、种族歧视、价值观、人类文明成果等等。比如防疫措施、检疫制度的强制性与人们对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比如流行病防控与政府政治逻辑之间的关系。比如宗教、祝祷与医学检疫为什么在21世纪仍能并行不悖。比如疫病让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文明，我们对于诸如“人类文明之所以存在”、“如何存在下去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产生了更多质疑。克服流行性疫病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这些习惯的改变是否会对疫情防控有必然帮助呢？由此延伸的关于所谓“文明/不文明”、“先进/落后”的阐释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甚至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对“接受”和“禁忌”、“亲近”和“恐惧”的非黑即白的判断，比如，“恐惧”以飞沫的形式，以呼吸、对视影响我们，比如那些富有诗意和意象化的辞藻——凝望、亲吻、抚摸、握手致意等，此时也突然变得狰狞起来，成了禁忌。
殷悦：文章的最后，作者实际上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问题的另一种说法，即，人口的飞跃性增长意味着食物供应和人类需求之间的余裕将迅速消失，留下应对危机的储备也亦将减少，未来的出生率可能与死亡率持平，这样人口和资源间的相对平衡才有可能实现。没人知道这个预言是否正确，也没人希望这个可怕的预言最终实现，但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让人们本来充满信心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从微寄生角度看，人类自诩为生物链顶端，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从巨寄生角度看，当今世界生产增长乏力，存量竞争的世界是否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向前？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我们生于这个时代，是幸运，亦是不幸。我们有幸见证历史，也可能被历史的洪流撕碎。时代的一粒灰，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撰稿：夏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