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我院校园主题日活动在学院421室举行。张昕副教授主讲，十余名同学参加了阅读体会分享与研讨。
本次活动的学习研讨主题是“苏联解体及其内部影响”，研读的文章是Venelin I. Ganev的“Post-communism as an episode of state building: A reversed Tillyan perspective”。活动首先回顾了上学期比较政治学课程上学习的Tilly关于国家形成的思想，如战争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之后张昕老师对比两者，详细叙述了本次研讨文本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张昕老师为大家补充了必要的历史知识，详细回顾了苏联“813政变”始末。他谈到，“苏联”这个概念是个复合体，其包括共产党统治、经济基础等等，因此苏联的解体也是一个多方位解体的过程，不单单是人们印象中“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的场景。
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强力部门”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倒戈、不坚定和领导者害怕承担责任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更根本上，苏联行政划分的问题造成巨大冲突。首先是民族与共和国级行政区高度重合；其二是各个共和国级行政区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造成一系列转移支付和民族情绪问题。张昕老师认为，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层面的精英们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同学们则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补充了一些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例子加以印证。在苏联解体后，各国对独联体的想象非常不同，中亚面临重新整合，并且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缘的限制，内部开始了自发的组织，外部引入中俄外的第三方势力加以平衡。
最后大家讨论了苏联改革失败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对比。张昕老师指出，中国能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在进行增量改革”，而苏联在改革过程是一个公共资产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Bank-run（挤兑）过程”。此外，中国“小而全”的经济体系使得其可以渐进改革，而苏联的垂直经济结构使苏联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且解体后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Tilly的国家建立理论基于财富个体掌握，而苏联则是阶级掌握，因此纯粹的“破”的过程是一个“反蒂利”的过程。
撰稿：马岩峰
摄影：张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