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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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洲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历史结构与认知张力的长期性政治思潮，体现出欧洲对美欧权力结构不对称、文化价值差异与战略依附关系的深层反思。欧洲反美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对美国文化的俯视，现实表现则贯穿外交、经济、安全、技术等多个领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反美主义达到新高潮，表现出情绪化抵制与制度性重塑的双重趋势。随着欧洲战略自主意识的增强，反美主义思潮逐渐转化为推动欧洲制度创新与重构欧洲主体身份的重要动力。在全球权力结构剧烈调整的背景下，欧洲反美主义有可能成为跨大西洋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并对欧洲对外战略调整与国际秩序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欧洲反美主义 欧洲战略自主 跨大西洋关系 国际秩序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7期，注释略
在21世纪地缘政治版图中，美欧关系正在经历深层次的结构性重塑。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跨大西洋同盟已然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之中，2024年美国大选引发的“特朗普2.0风暴”则进一步撼动美欧的信任基础，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如对北约盟友提出增加军费以及对欧盟发起新一轮“关税战”等，使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空前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要拒绝成为美国的附庸”。德国右翼政党崛起加速凸显反美主义思潮和怀疑北约的论调。整体上，欧洲内部关于“战略自主”的讨论日益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并逐步演化为对美国价值观、外交政策及全球治理理念的系统性反思与结构性质疑。这种质疑并非一时的外交摩擦，而是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的深层张力。欧洲反美主义思潮由来已久，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文化防御机制。部分欧洲精英长期以来秉持“文化优越意识”，视美国为庸俗大众文化与实用主义的代表，认为其无法与拥有高雅传统的欧洲比肩。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认为，美国在道德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落后性同欧洲团结协作、集体精神等价值观相悖。这种文化优越性日益被赋予政治意义，转化为欧洲对美国制度安排的持续抵触。因此，当代美欧关系的裂变不仅体现在政策分歧，更根植于价值体系、文明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当前，反美主义思潮已成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转向的重要思想变量与潜在政治动力。
2025年1月20日，法国雷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法国军队发表讲话，表示欧洲不能只依赖美国武器。（epa/IC photo）
欧洲反美主义思潮的复合性特征
尽管欧美之间长期维系着稳固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但欧洲内部始终存在一种持续而结构化的反美主义思潮。欧洲反美主义思潮在多重认知基础与现实张力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制度性表达与议题性抗衡。它既源于欧美在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方面的长期分歧，也体现于大国权力格局变化背景下欧洲主体性缺失的焦虑与重塑诉求。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美国优先”抬头，欧洲的反美主义更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特征。
第一，反美主义与反特朗普主义叠加。欧洲的反美主义并非一种线性、均质的历史延续，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多层次的结构性演化。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欧美关系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到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反美主义思潮更为猛烈，体现出强烈的反特朗普主义特征。美国对全球多边体系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在防务、贸易等领域对欧洲盟友施加的强大压力，激发了欧洲主流政治精英的反感与社会舆论的反弹。在这一阶段，反特朗普主义成为欧洲政治中罕见的共识性立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均曾公开表达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深切担忧，这一立场不仅针对特定政府的政策取向，更在社会层面引发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逻辑的结构性质疑。因而，反特朗普主义并不限于对个别领导人风格的拒斥，而是与更深层的反美主义情绪相互交织：前者表现为对政策与手段的即时反应，后者则体现为对权力结构与规范正当性的长期怀疑。两者共同构成当前欧洲对美认知的双重张力，标志着欧美关系已进入一个结构性不确定的新阶段。
第二，选择性反美与有限性反美结合。欧洲内部的反美主义并不表现为全面对抗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全然敌对，而是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反美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欧洲对特定政策议题的差异化回应。例如，在数字税、网络主权、隐私保护等领域，欧盟坚持独立于美国科技平台的规制逻辑，与美国技术垄断模式形成制度性冲突。与此同时，在安全防务与金融稳定等核心战略领域，欧盟对美国仍保持较强依赖。北约体系依然是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欧洲资本运作中也不可替代。因此，欧洲选择性反美的根本意图并非削弱跨大西洋关系，而是在追求战略自主和增强话语权的过程中寻求再平衡。从另一个层面看，美欧矛盾不是结构性矛盾，欧洲的反美主义思潮不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对抗，在特定议题、特定阶段的反美主义思潮也必然不断经历动态调整，并呈现出有限性反美的特征。
第三，战略性反美与议题性反美形成反差。欧洲的反美主义思潮深陷历史现实与理想愿景的矛盾漩涡，这体现为在安全领域对美国存在现实性依赖，而在全球治理和关键议题领域日益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从本质上看，欧洲战略上的反美很难真正实现，但是议题上的反美则可逐渐推进，并以此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战略自主。这种结构性张力源自冷战结束后欧洲战略文化的延续，即在军事防务上高度依附美国，同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谋求战略自主。这一张力体现在诸多领域，例如，在伊朗核协议、对华政策等议题上，欧盟屡次试图摆脱美国的主导逻辑，寻求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多边性的外交方案。这种议题性反美既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机制性防御，也体现出欧洲在新一轮全球秩序重构中的主体意识。然而，由于欧洲内部战略文化、威胁认知与能力水平的不均衡，这种结构性张力在当前阶段仍以“倚美抗美”的复杂形态存在，表现为跨大西洋联盟与欧洲战略自主并行的复杂结构。
综上所述，欧洲反美主义既包含欧洲对美国外交风格与霸权逻辑的现实反应，也承载着欧洲主体性重塑与秩序构想的内在动力。在全球权力重组与地缘格局演变的背景下，欧洲的反美主义不会从根本上颠覆跨大西洋关系，但其选择性抵制与制度性联盟之间的矛盾特性，将长期塑造跨大西洋关系的底色。
2025年2月23日，德国柏林，德国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宣布其所在的联盟党赢得了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并表示欧洲应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国防上实现独立。（abaca/IC photo）
欧洲反美主义思潮的多维根源
作为欧洲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持续性情绪和立场，反美主义思潮深植于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张力与认同差异之中。尽管美欧在安全联盟、制度框架与价值体系上维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但欧洲内部始终存在对美国权力投射方式、文化输出路径及意识形态主张的警惕与反思。如果说俄罗斯将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欧洲的不同在于，反美主义不仅是对美国特定政策的反应，更是欧洲寻求自我认同、维护价值传统与争取国际主体性过程中的一种复杂表达。
一、反美主义的文化认同维度：意识形态与文化冲突
欧洲反美主义源于其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上的深层差异。虽然欧美同属“西方”，共享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但在对自由的具体理解与社会制度的演化路径上，双方却表现出显著分歧。一方面，美国文化高度强调个人主义、市场至上与竞争优先。这种理念根植于清教徒的建国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中，推动形成了以个人权利和经济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体系。相比之下，欧洲则更强调社会福利、公民权利与公共责任的平衡，这种差异在医疗制度、教育政策、环境治理等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问题同样让欧洲感到焦虑。冷战时期，欧洲在安全、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上高度依赖美国，“西方”这一政治共同体以美国为核心展开，欧洲国家在其中处于相对从属地位。冷战结束后，欧洲战略自主性虽然相对增强，但是在国际舆论、军事安全与制度治理等诸多领域，美国依然保持压倒性优势。这种压倒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洲独立身份的塑造，使欧洲在全球事务中面临成为美国附庸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反美主义在欧洲社会中扮演了文化防御机制的角色，是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均质化趋势的主动回应。
特朗普的欧洲政策进一步放大美欧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矛盾。“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强化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引发欧洲社会强烈反感。例如，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被广泛视为对全球责任伦理的背叛，进一步拉大美欧之间的价值鸿沟。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的保守主义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美欧之间的文化冲突。在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谴责欧洲“言论管制过度”“移民失控”，并宣称欧洲正“背弃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万斯的发言不仅加剧了美欧的紧张关系，更凸显美欧在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上的分裂趋势。
欧洲反美主义是在价值认同、制度信仰与国际角色上的一种系统性对抗，其背后包含着意识形态张力、文化防御机制、制度路径分歧与身份认同建构等多重动因。从冷战时期对美国的依附性接受，到冷战结束后对其单边主义与文化输出的警惕，再到当下对特朗普保守主义政策与战略“脱钩”倾向的反思，欧洲的反美主义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面貌，却始终反映出欧洲内部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焦虑与调适。
二、反美主义的地缘政治维度：权力结构与霸权压制
冷战期间，欧洲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北约体系确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军事主导地位。这种“保护者—受保护者”的安全结构虽有助于欧洲稳定，但也在制度层面强化美国的霸权优势，使欧洲在战略自主方面处于劣势。冷战结束后，欧洲试图在安全、外交等领域谋求更多的自主权，而美国则试图继续维持其战略主导地位，这种张力逐步演化为制度性矛盾。
特朗普执政后，美欧之间的战略分歧进一步加剧。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质疑北约的“公平性”，要求欧洲盟国提高军费在GDP中的占比，而且在外交战略中表现出明显的“商人思维”。在贸易、安全与外交等议题上，美国对欧洲采取越来越明显的压力策略，譬如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这些举动不仅削弱跨大西洋同盟的政治信任，也强化欧洲对美国战略压迫的认知。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进一步强调“美国不会支持国防预算占GDP比重低于2%的欧洲国家”，此举虽然获得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支持，但也遭到诸多西欧国家的抵制。美国的这种行为加剧欧洲的安全焦虑，从而促使战略自主成为欧盟的重要议题。
欧洲反美主义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对美国长期主导地位与战略压迫的不满，其根源在于结构性失衡与战略地位不对称所引发的深层矛盾。在特朗普任内，美欧间的制度分歧、责任观念落差与外交张力进一步激化，促使欧洲更加坚定推进战略自主，以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和政策掣肘。反美主义成为欧洲重塑国际身份的一种地缘政治回应。
2025年5月12日，欧元区成员国财长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及应对美国关税政策。（abaca/IC photo）
三、反美主义的现实利益维度：经济胁迫与安全依附
美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诉求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产业政策、能源安全、军备支出与市场准入等领域，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在经济层面，美国在多个关键产业中对欧洲实行竞争与遏制策略，使美欧关系日益复杂化。特朗普政府先是于2018年宣布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引发欧盟内部普遍担忧。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强调制造业回流，加剧跨大西洋经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2025年4月，“贸易战”再起，美欧贸易摩擦加剧，欧盟在谈判的同时，也决定对美国征收25%的反制性关税。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欧洲内部不得不重新评估对美经济依赖程度与自主发展能力。在能源安全领域，欧洲对美国能源政策的批评长期存在。美国为扩大自身能源出口，在页岩气与液化天然气领域频繁以“盟友能源安全”为名，推动欧洲能源“去俄罗斯化”。特朗普曾在第一任期内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制裁，此举遭到德国强烈反对。这种以能源为抓手的政策干预，被欧洲视为经济干预与地缘政治操控的结合，进一步加大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
在安全维度，欧洲长期面临对美安全依赖与政策掣肘的两难困境。冷战结束后，尽管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但欧洲国家日益希望在战略防务上实现更大自主性。然而，特朗普对欧洲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引发北约内部震荡。此类表态加剧欧洲对美国战略可靠性的怀疑，也促使法德等核心国家加快推动“欧洲战略主权”建设。这种“被迫自主”的进程，在舆论层面往往与反美主义情绪相结合，表现为“盟友不可信”“安全勒索”等论调的扩散。
欧洲反美主义在经济与安全层面的根源，体现在对美“规则重构”与“责任转嫁”策略的深层反弹。面对美国日益强势的利益驱动型外交，欧洲不仅在利益分配上感受到压力，也在制度信任与战略稳定性上产生裂痕。在现实利益逻辑下，反美主义成为欧洲维护自身经济主权与安全空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倒逼欧洲加速战略自主与政策独立。
四、反美主义的社会认知维度：媒体舆论与精英话语机制
欧洲反美主义不仅源于意识形态差异、权力结构张力和现实利益矛盾，更在公共媒体舆论与政治精英话语中获得持续建构和强化。在这一维度中，反美主义既是一种情绪表达，也是一种认知生产过程，体现了欧洲在认同建构和国际定位中的心理投射与政治诉求。
首先，欧洲媒体在塑造公众对美形象认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英国《卫报》对美国国内社会问题持批评立场，将美国描绘为“垄断之地”。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易战，法国《世界报》直言特朗普“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形象”。这种舆论导向既强化了欧洲公众对美国的不满，也为反美情绪提供了持续的社会心理土壤。其次，反美主义在欧洲政治精英话语中呈现出制度化的内生倾向，这在欧洲传统大陆国家中尤为明显。法国自戴高乐时代起便有疏离美国的政治传统，近年来这一立场得到延续和强化，如马克龙的“新戴高乐主义”。随着欧洲民粹政党的兴起，这类政治表述不仅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也构成舆论生产与公众认知的重要来源，从而在无形中赋予欧洲反美主义思潮合法性和正当性。第三，反美主义在知识界与学术领域产生广泛共鸣。许多学者从批判理论出发，强调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具有同质化倾向，呼吁建立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责任伦理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法国学者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认为，“‘美国梦’远没有对政治行为产生预期的涟漪效应”。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美国化，舆论中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在不断上升。这类理论话语通过学术论文、专著、智库报告等渠道传播至普罗大众，逐步构建起一种知识层面的“反美叙事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反美主义虽在舆论与话语机制中展现出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并不等于欧洲否定西方自由民主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它更多地体现为对“美国化”进程的警惕。这种情绪往往是一种“被动的文化防御”，而非主动的制度对抗，其目的在于维护欧洲本土文化多样性与制度独立性。因此，反美主义在欧洲并非激进的政治表达，而是一种跨阶层、跨领域的社会思潮。其中，媒体舆论与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情绪动员、叙事建构与合法性生产，反美主义思潮逐渐嵌入欧洲社会对自身国际身份的认知之中。它既体现了欧洲文化自主与制度优越的认知构建，也反映出欧洲在全球秩序重塑进程中的角色期待。
2025年7月15日，英国伦敦，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出席年度金融晚宴，表示美国发起“贸易战”是应对世界经济失衡的错误做法，将损害国际社会的利益。（epa/IC photo）
欧洲反美主义思潮的系统影响
欧洲反美主义并非单一层面的舆论现象，而是对当前跨大西洋同盟内部结构变化与战略认同重构的深层反映，其影响已逐步外溢至制度信任、战略合作、对外政策乃至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在特朗普主义再度回潮、美欧裂痕加剧的背景下，反美主义不仅撼动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性，还影响欧洲国家的对外战略走向，并在全球秩序重构中激发出新的思想动力与地缘回旋空间。
首先，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欧洲的反美主义将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系统性冲击，动摇冷战结束后美欧同盟的信任根基。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安全承诺”令北约的集体防御理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出“北约脑死亡”的言论，这正是欧洲政治精英对美国领导力信任坍塌的集中表达。欧洲反美主义不仅体现为情绪表达，更被转化为结构性分裂的意识基础，使跨大西洋同盟从“价值共同体”变为“利益协调场”。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战略自主议程得以推进,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赖，构建“欧洲优先”的安全政策结构。这种趋势不仅反映出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更体现出欧洲在政治建构中，借助反美主义进行身份自塑的逻辑。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姿态，也进一步促使欧洲在数字主权、绿色转型、能源安全等新博弈场域中寻求“去美国化”，进而推动规则制定和制度创新以构建议题主导权。
其次，欧洲对外战略的调整也受到反美主义显著影响。在法德两国推进下，欧洲战略自主正逐步从政策诉求上升为制度认同。法国有着将美国生活方式视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传统，将反美主义话语嵌入欧洲战略的价值表达中。德国则强调通过多边合作与国际法机制塑造全球稳定秩序，反映出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制度性防范倾向。在此背景下，欧洲外交政策日趋“欧洲中心化”，并以制度为手段逐步稳固战略自主话语体系。但由于历史上的地缘安全焦虑以及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部分中东欧国家继续维持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高度依赖，例如波兰主动强化与美军事合作，以缓解来自东部的安全压力。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战略自主话语体系的巩固与反美主义舆论氛围的扩张，部分中东欧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自身在欧洲秩序博弈中的角色，并试图通过多元外交策略提升自主性，展现出不同于美国的战略偏好。这种身份认同的张力反映出反美主义已不再是西欧的“文化特权”，而是逐步向整个欧洲扩散的价值变量。
最后，反美主义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化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反美主义表达了欧洲对单极霸权的不满，为多极秩序主张提供了重要意识形态支撑。欧洲对美国主导制度的抵触，将推动建设基于平等协商、多边合作与文明多样性的国际规则体系，构建全球治理中的“对称正义”与制度共商。这一立场不仅在气候治理、全球数字监管、国际发展融资等议题中得到体现，也在G7、G20与联合国等平台上通过规范建构的方式加以推进。欧洲不再只扮演美国秩序的制度合作者，而日益成为价值观上的中间角色，试图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以道义合法性与规则塑造力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同时，反美主义也为欧洲争取战略回旋空间提供了保障。在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当下，欧洲凭借其对美国领导权的制度疏离与文化反思，一方面减少对美依附，另一方面保持对华关系的灵活性。在对外战略中，欧洲强调与中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逻辑，拒绝“新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格局，这种外交姿态正是其对美反思与战略自主相统一的体现。通过强化制度中立性与议题主导权，欧洲在中美之间构建出相对独立的行动空间，使自身得以在多极秩序构建中维持一定的战略弹性与话语自主。
综上所述，反美主义在21世纪的欧洲，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情绪化或民粹化表达，而是深嵌于战略文化、外交政策与制度构建中的复杂变量。它既冲击跨大西洋关系的制度基础，也重塑欧洲国家的外交战略，并在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提供思想资源与行为动力。在特朗普2.0背景下，反美主义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推动欧洲战略转型的重要思想力量，并为世界多极化发展注入新的认同动力与政治张力。